“双减”下的住家教师月薪超三万,应该大力查处

春夏 32 0

按:据上海广播电视台消息,“双减”之下,学科类培训机构被严格监管,但披着“马甲”转入地下的学科类培训住家教师、一对一辅导等现象仍然存在,有的月薪高达两三万元。这些私教,借以“高端家政”“高级保姆”的形式在市场自由流动,对监管部门的调查、取证将形成新挑战。

“双减”下的住家教师月薪超三万,应该大力查处

住家教师这个职业自古就有。听我父亲讲,我的太爷爷就做过住家教师,那时候叫“坐馆”。在当地大财主家里,教两三个孩子。太爷爷是清末秀才,没有考取功名,科举制度废除后,以当塾师为生。做过坐馆塾师、义社塾师,当过师爷,日子还过得去。

我小时候,见过老家阁楼上一个黑色箱子,里面有很多书,可惜后来全部遗失了。现在想来,那些书可能是私塾教材,如果保存到现在,也可以算是文物呢。

在有钱人家坐馆,食宿全包,脩金是住家长工的两倍以上。可以跟主家同桌吃饭。如果单独吃,饭菜是另做的,不跟长工、佣人们一起。每年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各放假一天,农历十月底开始放冬假,最迟不过十一月底。来年元宵节后结束假期。

如果得到主家的信任,坐馆塾师还可以兼职账房先生,待遇与地位自然又高了很多。主家做官了,有的会把塾师带在身边当师爷。民国时,我太爷爷的主家“坐局”(相当于县管区的区长),就把他带出去当了几年师爷。

“双减”下的住家教师月薪超三万,应该大力查处

封建时代的落第秀才也算是稀缺人才,坐馆或开自己开馆,都是可以糊口的。范进没中举之前,混得潦倒不堪,多半是高不成低不就。只要他认真当个塾师,日子应该会比岳父胡屠户过得好。胡屠户骂他不争气,也是有道理的。

西周以前是“学在官府”,民间没有学术和教育活动。春秋和东周时期,很多有名的“大佬”开坛讲学,学生也多是贵族和士族子弟,贫困如颜回者,实在是异数。

隋唐以后有了科举制度,算是为平民子弟实现阶层跃迁打开了一扇窗。但是这个窗户实在太小,能够挤进来的人万中无一。事实上,农民子弟仍然没有多少机会。旧社会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,有机会接受教育的,主要还是官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。

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,实施义务教育,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,所有的孩子都有同等的机会接受义务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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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“同等”只是相对而言,区域发展不均衡、城乡发展不均衡,导致学校的办学水平、教学质量也不均衡,仍然是客观存在。以致,家长通过各种方式择校、择班的情况非常普遍。掌握了更多资源的家长,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优质的教育,这是人性使然,无可厚非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,与之相适应的教育需求也日趋多元。于是,私立学校、国际学校、培训机构、在线教育机构等,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为有不同教育需求的家庭,适配不同层次的教育服务。越优质的教育服务价格越高,教育市场化渐成事实。

社会分层带来的教育分层,引发了广大家长空前的焦虑。本来大家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是均等的,将来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,主要看个人努力。但是现在有资源的家庭通过补课等方式抢跑,率先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取优势,从而获取高等教育优势,最终更有机会在社会竞争中胜出。

“双减”下的住家教师月薪超三万,应该大力查处

如同游戏开挂一样,这本质上是一种竞争作弊。尤其是,当这种作弊披上了“个性化教育”、“教育市场化”等外衣后,教育竞争更是愈演愈烈。不但孩子们不堪作业和培训重负,家长也不堪课外培训等教育支出的经济重负。教育成为压在很多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(另两个是医疗和住房)。

搬掉这座大山,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,还孩子以快乐的童年和健康的体魄;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,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,推动社会向前发展。这是“双减”的根本任务之一。

有钱人高薪聘请住家教师,同样是竞争作弊。认为市场有需求,就应该允许为需求适配服务,这是“市场万能”的观念作祟。

“市场”可以为经济注入活力,但“市场”天然地为资本服务,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弱肉强食。任由优质教育向资本聚集,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。对于“一对一”“高端家政”“众筹私教”“住家教师”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,仍然要加大力度查处。

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,保住这条底线,才能避免利益固化、阶层固化,才能让底层看到希望,才能激活社会活力,从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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